奥巴马签署命令冻结伊朗政府所有在美资产

然而，必须要澄清的是，作为一种地方类型，城市的主体化绝非为了创造一个封闭的地方空间和小利维坦。

依宪执政，要求执政地位由宪法确立、执政行为不得超越宪法和法律、执政理念符合宪法精神。因此，今后我们需要继续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普及宪法知识，充分认识依宪执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积极发挥宪法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的作用。

因此，执政行为合宪性的具体要求主要表现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督促、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保障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加强和改进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职权[7]。换言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任何党内法规都至少是不恰当的因而应当是无效的。从过去的实践来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活动中，在处理同各国家机关(包括地方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时，容易出现以党代政、损害宪法权威的现象，这需要在今后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探索中切实予以解决。目前，宪法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中重要原因之一是对违宪审查制度的功能仍存在着严重误解。人民通过制定宪法，已经把这个最根本的利益体现在宪法规范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在折衷与妥协中为寻求共识而产生的规则。2002年，胡锦涛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20周年大会上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首先要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在深层次上，对宪法解释的属性的这种看法与如何看待法律解释是密切相关的。

事实上，仅仅在奉行典型欧陆模式的合宪性审查体制的国家，才有宪法法院，并且是独立于立法、行政、司法等各机关之外和之上的专门宪法机关。我们知道，法院内部一般都设有民事审判庭、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等业务庭，于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与行政案件得以各自归入相应业务庭进行处理[35]。谢立斌副教授并未强调本案解释了宪法，只是说法院在解读民法上的公序良俗条款时，考虑了宪法上的规定。当合宪性解释的尝试无法最终导出法律合宪的判断结果时，法院就把这一难题提交给有权就法律作一般性地合宪性认定的机关，这既化解了立法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冲突，也尽可能保留了法院履行司法职能的完整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宪法作为最高法的地位。

由于这种制度化的解套方式的暂时缺位，我国法院只能转而无视宪法的存在。与此相反，翟小波教授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大的常设机构，前者的宪法监督权包含有宪法解释权，那么后者显然也拥有。

法沃勒所提到的就是美国的宪法问题回避原则。（四）专门机关合宪性审查：宪法解释之固有性与违宪宣告权之独占性的妥协 尽管八二宪法体制所设定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制度在诸多方面都不同于以德国为代表的专门机关审查模式，但两者都面临一个相同的课题——如何解决司法过程中宪法解释的固有存在与违宪宣告权的集中配置之间的矛盾。宪法解释权没有被授予审判机关，甚至在形式上也没有授予全国人大。尽管其被冠之以司法解释之名，但那无非是因为其由最高人民法院或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在本质上，这是一种经由授权而行使的委托立法、补充立法。

到目前为止，讨论宪法监督或宪法实施的文章大多数是在第一种意义上使用宪法解释这个概念（如所谓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专属解释权），而有关合宪性解释的讨论——尤其就宪法对司法机关的影响方式而言——则主要属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宪法解释。理论界通常认为，宪法解释权仅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八二宪法将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授予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时将解释宪法与法律的权力仅仅明示地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第67条第1、4项）。由于更能实现实时宪法的目的是一个很宽泛的表述（黄卉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得出上述结论是不难的。

也就是说，某种具有立法性质的行为所制定的权威文件被冠之以法律解释（如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之名很可能是一个历史误会，其本意是立法者授权法律适用机关在一定范围内创设具体的、普遍适用的规则，但附带效果却是，很多人由此认为个案适用中的法律解释不是解释、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解决个案的过程中，解释宪法是附带性的工作，但这个附带性的工作是客观存在的、无法取消的。

考虑到宪法条文的特性，通常情况下，仅有援引条文的工作是不够的，而必须对被引之条文进行理解，方能把握其含义。循此逻辑，对已颁布的立法进行合宪性审查有可能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作为被假定最了解宪法文本之本意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怎么会制定出违宪的法律？[50]这个看似矛盾的诘问其实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全国人大常委会极少运用宪法解释权，因为实际上很少有进行这一类解释的必要。

（二）八二宪法体制下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 如上文所述，合宪性解释在中国所引发的关注以及有关论辩的性质必须放在中国当前的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制度[7]中才能获得恰当理解。法院所急切需要的，是当个案中的系争法规范存有强烈违宪嫌疑、以至于无法实现保全——即合宪性解释最终行不通——的时候，通过一个制度化的方式向有权对该法规范作出合宪性评价的机关提出请求，以便为个案裁判解套。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而言，他们认为监督权与解释权实现了合一，并且指出这有利于保证宪法解释的权威性。没有说明，何以证明已有理解？如果宪法文本、宪法概念或宪法原则完全不被司法说理过程所提及，那么法律解释之操作在外观上就不能展现出与没有运用合宪性解释时的不同之处。[41]宪法解释权被认为专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种看法，即宪法解释具有一种抽象的、脱离个案的形式，因此不属于审判机关的职权范围。2005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规范判决书援引法律等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其中第10条规定，判决书中一般不得直接援引宪法[40]。

但是，合宪性解释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必然包含了对宪法的解释，我们不能掩耳盗铃地否认宪法解释曾经在解释法律的过程中出现过。该处分决定最终并未执行。

根据这个定义，只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或拥有颁布司法解释的权力的最高法院才能够作出法律解释。不论我们将法官对宪法文本的具体操作方式称之为理解宪法、分析宪法、开展宪法、援引宪法、还是贯彻宪法，这都只是用语上的差别，其本质都是对宪法的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后续向法律规范注入实质内容的前提。

其中，理解是解释者对法律文本意思的内心把握，说明是对理解的外在展示。鉴于合宪性解释的上述优点，有学者将合宪性解释称作宪法在当下影响司法的唯一可能方式。

参见谢立斌：《论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载《法学家》2012年第2期。在合宪性审查制度运行良好的地方，有权机关与无权机关的区别仅在于，当发现无从避免法律解释与宪法规范之冲突的时候，前者可以做出违宪裁决，而后者必须将违宪之疑虑提交至前者予以裁决。[2] 吴庚：《政法理论与法学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62页。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了作为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和作为纯粹解释方法的合宪性解释之间的区别，而该作者虽承认在术语使用上已然有所混淆，但还是应当坚持两者之间的差别。

但本文认为，所谓扔侏儒的行为侵犯了人的尊严已经构成对人的尊严条款的解释。参见前文第一部分第（二）节。

尽管一般认为，宪法实施并不限于司法适用这一种形式，但毫无疑问，仅仅通过立法来展现宪法的存在感是不符合当下的法治理念和立宪主义的普遍标准的。2000年通过的《立法法》针对我国法律体系的位阶与统一性作了一系列规定：一方面再次确认了全国人大的宪法监督权[8]。

对法律解释的结果要用某种恰当的方式、正当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7] 一般认为，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有着不同的含义。

[15] 下文将对法院如何被禁止援引宪法进行分析，参见下文第四部分第（一）节。这里的关键问题甚至都不是谁有权解释宪法或法律，而是法院绝不能够质疑已颁布之法律的有效性，哪怕以宪法规范作为审查基准，因为法院只是被期望充当忠实地适用法律的一个普通国家机关而已。参见前引20. [44] 也就是说，严格区分解释与理解，恐怕是当前概念混乱状况的根源。换个角度看，宪法条款具体化的程度也是视乎个案需要而定的，足以解决个案争议的具体化，就是现时已足够的具体化，因为严格来讲，当一宗个案提出一个崭新的法律问题之前，现有法律条款（包括宪法条款）并不存在模糊之处。

宪法和立法法的相关条款只是将不适当作为行使监督权时的实体判断标准，但是否适当的结论显然不应限于从宪法得出。如果当事双方对宪法条款的含义无法取得共识，而法院又拒绝予以回应，那么这个具体争议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

实际上，这与法律适用中不可避免地会解释法律是一样的，是附属于司法过程的固有特征。但公允地讲，对于如何处理宪法规范在审判中及撰写判决书当中的作用，目前并无全国统一的、系统的、明确的法律依据。

很显然，第一种宪法解释具有很强的规范创设之性质，作为行使此项权力之成果的宪法解释案将具有很高的规范位阶：作为对宪法条款的权威解释，解释文实际上取代了被解释的宪法原文，成为宪法规范的渊源，因此具有优越于法律、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地位，也对所有国家机关——包括法院——构成约束。这一判决导致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发文，表示经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认为，相关法律条款之抵触并不存在，且法院宣告地方性法规有关内容无效属于越权进行违法审查，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侵犯了权力机关的职权，是严重违法行为。